航發會違法書面質詢

案由:本院委員李復甸，鑑於財團法人中華航空事業發展基金會轉投資台灣高速鐵路新台幣45億元，已明顯涉及違法且相關決策人員構成刑法背信等罪嫌，特向 貴院提出質詢，請求 貴院調查並將相關證據移請檢察機關追訴刑事及行政責任。

說明:

一、 財團法人中華航空事業發展基金會（下稱航發會）民國（下同）94年9月26日下午6時第六屆第五次臨時董事會（下稱航發會第五次臨時會），審議通過購買台灣高速鐵路公司（下稱台灣高鐵）特別股新台幣（下同）45億元，此章程之變更程序經台北地方法院認為航發會之董事會未於十日前將開會通知送達董監事，故於95年1月27日以94年度法字第159號裁定，將航發會捐助章程變更登記案駁回。

二、 航發會章程第二條規定「本會以協助中華民國航空事業發展、研究及有關活動之推展為宗旨」第九條第二項「下列事項應經董事會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董事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後為之：一、章程變更。六、投資相關聯事業。」台北地方法院上開裁定表示：「財團法人之董事會決議，係以合議方式為之，倘其召集程序違法，影響合議結果者，自應認其決議無效，且不因所為決議以對外表示，即認其召集程序違法而無效之情事得以因此而補正。」由此可知，航發會第六屆第五次臨時董事會變更章程及轉投資台灣高鐵之行為，由於召集程序違法而無效。故航發會轉投資台灣高鐵之行為因為未經董事會合法決議而違背章程之規定。

三、 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條規定：「為他人處理事務，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本人之利益，而為違背其任務之行為，致生損害於本人之財產或其他利益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一千元以下罰金。」財團係屬法人組織在法令的限度內享有權利負有義務，此觀民法第二節及第二十六條自明。財政部主管財團法人監督管理準則第17條規定「財團法人不得投資與其創設目的無關之事業；其投資與創設目的有關之事業者；準用前條第一項之規定。」且董事會係航發會之管理機關，辦理航發會相關事務，包括轉投資在內，上開航發會章程已有明文。故航發會董事係以會議形式管理航發會之事務，然航發會之董事會卻以無效之決議轉投資與其創設目的無關之台灣高鐵，且高鐵之營運顯為航空事業之替代業務，將使得航發會之基金減少造成損害，且因而使台灣高鐵取得無法律依據之利益，顯係構成刑法背信罪嫌。

四、 航發會於95年5月19日第六屆董事會第十一次會議（下稱航發會第十一次會議）重新通過上開無效之章程變更及轉投資案，並重新聲請法院變更章程登記，惟背信罪係屬即成犯，不因事後之程序補正而有免其罪責（最高法院86年台上字第2號判決參照）。95年1月27日以94年度法字第159號裁定，將航發會捐助章程變更登記案駁回後，航發會爭執前辭執意於95年5月19日航發會第十一次會議重新通過上開無效之章程變更及轉投資案，迺亦可知渠等有背信之故意。

五、 財團法人之組織及其管理方式，由捐助人以捐助章程或遺囑定之；捐助章程所定之組織不完全或重要之管理方法不具備者，及財團之為維持設立目的或保存其財產，法院得因聲請，變更其組織，民法第六十二、六十三條定有明文；故財團法人之捐助章程原則上係不能修改，僅於符合民法第六十二及六十三條時，方得變更其捐助章程，法院辦理財團法人登記注意事項第三條，及司法院（74）秘台處字第01119號函已明示在案。航發會第十一次會議重新通過，航發會第五次臨時會決議通過章程之變更，其中關於航發會章程中目的之變更，並非捐助章程所定之組織不完全或重要之管理方法不具備者，及財團之為維持設立目的或保存其財產，而法院得因聲請，變更其組織之事項，故航發會章程之修訂，與法不合而違背法令。更有進者，航發會依據航發會第時一次會議決議，轉投資台灣高鐵之行為將無章程之依據，依民法第六十五條規定法院得依聲請將之撤銷。

六、 高速鐵路其快速運輸的特性與航空事業具同質性，故消費者在市場選擇上將產生排擠作用，然航空事業具有損害不可回復性而產生科技密集性及賠償高額性等需要高資本的特色，故資金之充沛與否對於航空事業的發展及旅客的具有關鍵性的地位；航發會之董事於航發會第五次臨時會及第十一次會議所為之變更章程，及轉投資台灣高鐵之決定，由於已經一再的違反經違反法律，故依民法第三十三條之規定而足以危害公益及法人之利益，故主管機關應請求法院解除其職務，並為其他必要處置。

七、 刑法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公務員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法令，直接或間接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七萬元以下罰金。」交通部對於航發會係屬主官機關，此觀交通部主管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準則第二條自明，違反法令同意航發會變更章程及轉投資台灣高鐵，使台灣高鐵獲得法律上不應取得之利益，已構成本罪。

綜上，航發會所為之變更章程及轉投資台灣高鐵之行為，分別違法及違反章程而無效，然航發會董事會及其主管機關交通部卻一再執意違法從事變更章程及轉投資之行為，構成刑法上背信及公務員圖利罪之嫌，且造成航發會之損失而需由航發會董事賠償（院字第1026 號參照 ），以上之民、刑事責任及行政責任，皆須由航發會董事及交通部相關人員負責。故在此特促請 貴院查察相關資料，移交檢察單位依法追訴。

刑事偵查緩起訴制度書面質詢

案由：本院委員李復甸鑑於，刑事偵查實務上緩起訴制度，有淪於檢察官為同案被告間不利證詞取得之交換手段之虞，破壞緩起訴制度之立法本意，亦實質造成秘密證人制度之產生，而與憲法第八條正當法律程序及第十六條訴訟權規定有違，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 緩起訴制度係我國刑事訴訟制度改採當事人進行主義之配套措施，其目的本確實發揮篩檢案件之作用，抒解法院的案件壓力，減少檢察官起訴案件之數量，而使進入法院審理之案件可以貫徹當事人進行主義，讓當事人能實質的進行攻擊防禦，使得法院能對起訴案件詳加審理，對於案件是時能完整釐清，於事實審時做出公正判決，維護社會秩序，彰顯正義。

二、 緩起訴程序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一之規定係由檢察官參酌刑法五十七條之情事，及公共利益之維護，認以緩起訴為適當者，方應為緩起訴處分。故檢察官為緩起訴之處分時不應以行為人對於自己或其他同案被告之自白作為考量是否為緩起訴處分之決定因素。雖然行為人是否願意自白犯罪，與犯罪後之態度有關，惟檢察官作為犯罪之偵查主體，其對於行為人是否達於起訴程度之「超越合理之懷疑」應依客觀事證偵查之結果決定之。而行為人之自白僅應為補充證據。所以檢察官偵查犯罪決定是否為緩起訴處分，非但不應使用自白作為認定犯罪之依據，亦不應告知行為人，自白自己或同案被告之犯罪，得換取緩起訴處分。

三、 現在社會活動交往密切，刑事案件涉及之人數日眾，雖刑事訴訟法所稱之案件，係指一被告一犯罪事實，惟數案件間犯罪事實有其不可分割之關連，故各個被告間之陳述難免不涉及他被告，而多有他案被告之不利陳述，藉以脫罪自保，此等對於不利他案被告之證言，在審判中證人若未具結、被告詰問及於法官前陳述不得做為被告不利之證據，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稱釋字）第五八二號解釋已有明文在案。雖然檢察官偵查犯罪並未適用嚴格證明法則，即依法定程序調查法定證據，故偵查時共同被告不利之陳述，亦可採為形成他案被告犯罪心證之依據。惟如此一來則大幅度增加共同被告不利陳述之可能，而其真實性則難確保。

四、 更有甚者，檢察官亦有利用共同被告以他案被告不利之陳述而換取緩起訴之心態，取得不利他案被告之證言，以便將他案被告入罪之可能。如此一來緩起訴則非減少案源，使法院強化事實審之制度，而淪為檢察官打擊特定被告之工具，也成為檢察官開脫其實質偵查責任之利器。

五、 況且，上述之情形他案被告若被起訴無異於「秘密證人」制度的復活。因為檢察官利用偵查時不需要踐行嚴格調查證據程序之制度漏洞，及其他被告之人性弱點而造成的，無異於「秘密證人」無須受到被告詰問及對質之藏鏡人一般，而侵害被告之憲法保障之訴訟權，與釋字第三八四號解釋意旨相悖。雖然起訴並非刑事訴訟程序之終結，仍有審判之可能，但是被告於起訴後所受之壓力，及漫長之審判程序對於被告而言無不是一種折磨，如此一來侵害的亦不外是人民對司法的信賴。

六、 因此，法務部應修訂「檢察機關辦理緩起訴作業要點」明定檢察官不得以任何方式表示得以被告自白換取緩起訴之處分，並規定被告之自白不得作為認定，被告以達緩起訴犯罪嫌疑之依據，僅得為其他證據之補充證據。方為正道。

法務部戒治所組織通則戒治人員員額配置書面質詢稿

案由：
本院委員李復甸，鑑於法務部戒治所組織通則戒治人員員額配置過少，以及現行戒治所人力嚴重不足，難以提升戒毒成效，特提出質詢。

說明：
一、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於民國八十七年五月二十日施行，該條例中將施用毒品者（即受戒治人）定位為病人而非犯人，著重於專業醫療之處遇，且以觀察勒戒與強制戒治處分代替刑罰制裁，先以觀察勒戒去除其生理癮症，次以強制戒治治療其心理癮症，強調「除刑不除罪」、「治療勝於處罰」、「醫療先於司法」之目標。以往戒治所附設於監獄、觀察勒戒處所係附設於看守所及少年觀護所，然既以醫療方式治療受戒治人，其所需之專業人力及資源需求自非監所所能提供，以致戒治成效不彰，基此，近年來逐漸成立專門戒治所，使受戒治人可藉由專業人員治療及幫助，提升戒毒成效。

二、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二十條規定，施用一級及二級毒品之犯罪人，經檢察官聲請法官裁定觀察、勒戒後，檢察官或少年法院 (地方法院少年法庭) 依據勒戒處所之陳報，認定受觀察、勒戒人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者，若無則釋放或不起訴處分，若有繼續使用之傾向，則需強制戒治至無繼續戒治之必要，可知勒戒所之陳報為左右法官裁定受觀察、勒戒之人是否需繼續戒治之主因。

三、依戒治處分執行條例第十一條規定，戒治分調適期、心理輔導期及社會適應期（詳細流程表見附圖一），是否進入下階段之治療，仰賴專業戒治人員之評估，戒治人員包括輔導員、臨床心理師、社會工作員、醫師等人，分別施以個別諮商、心理衛生教育、 後續追蹤輔導，提供完整的治療方式幫助受戒治人戒除毒癮以及回歸社會，故是否有足夠相當之人力對受戒治人提供治療及進行評估，影響受戒治人權益甚深。

四、各戒治所所需各類人員之人數，應依法務部戒治所組織通則第六條所附戒治所員額表（見附表一）定之，若以收容人數未滿一千人之戒治所，醫師設一人、輔導員設二～五人，明顯有人力不足之情事，按良好及完善的觀察及勒戒可減低受戒治人用藥成癮之渴望，涉及受戒治人是否有回歸社會之可能或需繼續強制戒治，若無相當人力作出評估，縱使其回歸社會，因其生理及心理對毒品之渴望未被降低，故再犯率即高，先前之治療等同無意義，與其使受戒治人接受「無效」之治療，不如提高戒治人員與受戒治人之比例。

\員 \類 職 \ 額 \ 稱 \ \	(二千人以上) 第一類員額	(一千人以上 二千人未滿) 第二類員額	(一千人未滿) 第三類員額
輔導員	10-13	5-10	2-5
醫師	2	1-2	1

附表一：戒治所員額表（說明：戒治所核定容額在二千人以上者，為第一類；一千人以上二千人未滿者，為第二類；一千人未滿者，為第三類。）

五、目前全台灣有新店、台中、高雄、台東四間獨立戒治所，各該矯正機關一直處於超額收容狀態，尤以北部地區情形最為嚴重，依新店戒治所提供資料，該所目前收容人數275人，專業醫師0人，僅由藥師及護士各一人擔任全所衛生醫療保健業務，不但無法負荷現有之業務量，更無法處理即將成立愛滋病收容專區相關醫療事務，其專業醫療人力嚴重不足，臨床心理師0人，目前由台北戒治所及基隆戒治所支援3名，輔導員亦僅有3人，人力嚴重缺乏且與上開戒治所員額應設置人數有違。

六、縱上，關於戒治人員人力嚴重不足問題，因各地戒治所該等職員任免調遷係由法務部統籌辦理，故法務部應檢討法務部戒治所組織通則之規定，且應提供各戒治所足夠戒治人員，以貫徹憲法保障人權之意旨。

律見錄音質詢稿

案由：本院委員李復甸鑑於 貴院法務部所屬之看守所，對於收押禁見之刑事被告接見其辯護人時其間之談話內容，加以錄音並提供檢察官作為認定犯罪之證據，已嚴重侵害羈押之刑事被告之人權，及辯護人之辯護權，特向 貴院提出書面質詢。

說明：
一、刑事訴訟之辯護人，係為因應刑事訴訟制度採取國家追訴主義，為使刑事訴訟被告能與國家之檢察體制對抗，達成武器平等之結果，而產生之配套制度。關於辯護人之權利，交通權即接見被告之權利，為達成辯護目的必須之手段。我國刑事訴訟為確實發現真實，達成勿枉勿縱之刑事目的，採當事人進行主義及證據證明原則，故被告之罪責應由檢察官舉證證明之，此觀刑事訴訟法第一六三條第一項及第一五四條第二項自明，因此被告沒有證明自己罪責之義務；在有證據證明被告有罪前，被告皆應被推定為無罪，此為無罪推定原則，刑事訴訟法第一五四條第一項，已有明文規定。

二、上述辯護人之辯護權及被告無罪推定及不自證己罪之保護，皆係國家追訴犯罪，為發現真實、遵守法治程序及達成法和平性，所必須遵守的刑事訴訟基本原則。一切之國家追訴行為皆因遵行，若有違反則該判決皆因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八條判決不適用法律之違法，且與判決有極大之影響而上級法院可將原判決廢棄。

三、我國刑事訴訟程序採直接審理主義及傳聞法則，故被告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原則上不得做為證據。若法院將未經直接審理之證據採為判決基礎時，判決則有刑事訴訟法第三七九條第十款之違法，為判決當然違背法令。故僅被告於審判中所為之陳述，方得作為法院判決之基礎，認定被告是否犯罪。

四、然法務部所屬之看守所，將禁見之刑事被告與其辯護人於律見時錄音，並將之提供檢察官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之證據（參照，最高法院刑事九十二年度台上字第七○○○號判決），看守所之此等作為，不但實際破壞辯護權之本質，使被告與檢察官武器不平等，亦因被告與辯護人討論案情之必要，而取得不利被告之證據，違反被告不自證己罪之原則；更有甚者，此等錄音或節譯文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之證據，已違反直接審理原則，故有刑事訴訟法第三七八及第三七九條第十款之違法。

五、綜上，法務部所屬之看守所，應貫徹其僅係收容羈押被告，而使期能繼續刑事訴訟程序之場所，並非調查犯罪之機關，故其需便利羈押被告與其辯護人之接見，且不得違法幫助檢察官偵察犯罪。而實際達成此目的之方法，應由法務部加速擬定，避免此等違法之行為繼續存在。

刑事訴訟偵查之書面質詢

案由：本院委員李復甸鑑於刑事偵查犯罪時相關調查人員，並未恪守刑事訴訟法偵查相關之規定，有害被告刑事訴訟法之權利，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國家對於憲法所保障人民基本權干預的行為，皆須遵守「正當法律程序」的要求，即國家干預基本權的行為需以法律規定，且法律的內容更需實質正當，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之規定，憲法第八條及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下稱釋字）第三八四號明文在案；憲法第十六條亦規定：「人民有請願、訴願及訴訟之權」而訴訟權係人民司法上之受益權，即人民於其權利受侵害時，依法享有向法院提起適時審判之請求權，且包含聽審、公正程序、公開審判請求權及程序上之平等權等內容，且訴訟權亦係憲法的制度性保障，其制度設計應遵守正當法律程序，而採用辯護制度，釋字第四八二號解釋及第三九六號解釋明文在案。

二、為落實憲法之規定及上開解釋之意旨，刑事訴訟法第二十七條規定：「被告得隨時選任辯護人。犯罪嫌疑人受司法警查獲司法警察官調查者，亦同。」第九十五條規定：「訊問被告應先告知左列事項：三、得選任辯護人。」第二四五條第二項本文規定：「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辯護人，得於檢察官、檢查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詢問該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在場，並得陳述意見。」此為被告或犯罪嫌疑人辯護權之法律明文規定。且基於憲法訴訟權的內容及訴訟權制度性保障之要求，被告及犯罪嫌疑人之辯護人本得隨時在場並為其辯護，避免被告及犯罪嫌疑人與檢調單位的實力不平等，此方為上開法律規定之本意。

三、惟現今刑事訴訟偵查實務，偵查人員未貫徹上開法律之本意，常以證人身份傳訊，其後引用證人身份之證詞，卻以被告身份起訴，未讓被告或犯罪嫌疑人進行辯護，甚至剝奪了辯護人進行辯護之機會。近又發現人犯收押禁見後，再次提訊時並未通知律師。以上兩種情形均嚴重侵害被告之訴訟權，並破壞憲法及大法官會議解釋所建構的訴訟權制度性保障，進而影響人民對於司法的信賴，損及司法的公正性。

四、因此，法務部應對於上開不合法之情事加強督導，並制訂相關之行政規則，落實憲法及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之意旨，以保障被告及犯罪嫌疑人之憲法上權利。

檢察官行政簽結書面質詢

案由：本院委員李復甸鑑於刑事實務上以行政簽結之方式終結偵查，不僅嚴重侵害當事人權利、架空偵查法定原則及規避不起訴處分之監督，有違憲法第十六條之訴訟權及依法行政原則，特向法務部提出質詢。

說明：
一、檢察官開始偵查後，依刑事訴訟法（下稱本法）之規定，終結偵查之方式，僅有起訴、不起訴處分而已，惟我國實務上自行發展出「行政簽結」之方式，案件經檢察官以他案調查後，認查無實據或其他犯罪行為，檢察官即會陳報檢察長准以簽結方式結案，事實上亦為一種檢察官終結偵查之意思表示，此為檢察署對於內部案件之控管手法。

二、依照我國目前偵查階段之事務分配實務，視案件類型分「偵」字案或「他」字案，前者是指正式進入偵查階段之案件，需以起訴或不起訴處分結案；後者是指尚未正式進入偵查階段之案件，例如究竟有無發動偵查之犯罪嫌疑仍然不明之案件，若追查之事證或犯罪嫌疑人已明確，則由「他」案轉為「偵」案，正式偵辦，再決定起訴或者不起訴。他案偵查結果若認查無實，則以簽結方式結案。簽結是較為簡易的結案方式，有助於減輕檢察官之工作份量，故為實務上所樂用。

三、惟簽結並無法律依據，且偵案他案之分，難免受到操縱，可能會有變相吃案之嫌。若應分偵案者改分他案，實質上無異架空發動偵查之法定原則，若他案簽結遭到不當運用，反而成為規避不起訴處分之監督途徑，因案經簽結後，既無不起訴處分之效力（參照本法第二六０條），即得隨時再行偵辦，不利於被告防禦權之行使，亦不適用再議（第二五六～二五八條）及交付審判（第二五八之一～之四）之救濟。簽結之後，告訴人並無提出再議之權，此亦侵害告訴人依法應有之權益。

四、因此，行政簽結之方式已嚴重侵害被告權利、架空偵查法定原則及規避不起訴處分之監督途徑，已有違憲之虞，故法務部應對於此種偵查終結方式，就應修法賦予法源依據；或回歸正道，依刑事訴訟法之起訴或不起訴處理，請提出規劃並與說明。

刑事訴訟法依一六十三條法律提案

法律提案

刑事訴訟法第一六三條條文修正草案

案由：本院委員李復甸 等人，鑑於現行刑事訴訟法關於法院職權調查證據規定之不當，無法適當貫徹民國九十一年刑事訴訟法修正所確立的「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且在解釋上亦產生諸多爭議，為確保「當事人進行主義」的修法方向，及法律解釋上的明確，故將現行刑事訴訟法法院主動發動調查證據之範圍限於「對於被告有重大利益不利益事項」並明文規定法源職權調查證據發動的時點需在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聲請調查證據程序後。復因現今法庭實務對於法院職權調查證據之範圍不當限縮，故增定法院調查證據之範圍，以達成法院職權調查證據之目的。爰修訂刑事訴訟法第一六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李復甸
連署人：

刑事訴訟法第一六三條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一、 修訂第一六三條第二項刪除法院為發現真實「得」職權調查及為公平正義之維護「應」職權調查之規定。而修正法院得職權調查的範圍限於「與被告利益有重大關係之事項」且法院介入調查之時點，明定於法院已踐行第一六三條第一項之當事人聲請調查證據程序後，使實務及學界通說所確認之法院於調查證據程序居於補充地位，有法律明文之依據。
二、增訂第三項明確界定法院職權調查證據時，其職責係主動的發現蒐集卷外的證據，並依法定之證據調查程序調查所發現蒐集的證據，使法院能確實地依職權調查與被告利益有重大關係事項之證據，以增加判決之正確性，達到勿枉勿縱之效果。

刑事訴訟法第一六三條條文修正草案

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理由
第一六三條 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得聲請調查證據，並得於調查證據時，詢問證人、鑑定人或被告。審判長除認為有不當者外，不得禁止之。 法院於前項調查證據程序完畢後，發見卷外與被告利益有重大關係之證據，得依職權調查之。 法院為前項依職權調查之調查證據，應予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陳述意見之機會。	第一六三條 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得聲請調查證據，並得於調查證據時，詢問證人、鑑定人或被告。審判長除認為有不當者外，不得禁止之。 法院為發見真實，得依職權調查證據。但於公平正義之維護或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事項，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 法院為前項調查證據前，應予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陳述意見之機會。	一、 現行法條第一項不修正，第三項改列第四項。修正第二項，增訂第三項。 二、 現行本條第二項明定法院職權調查證據之情形，雖然立法理由明確表示，法院職權調查證據僅係輔助性質，法院職權調查證據發動的時點，係在當事人聲請調查證據全部或主要部分均已調查完畢之後，故現行法本條第一項及第二項之次序係聲請調查證據程序之規定先於法院職權調查證據之規定。惟就現行法條之文義並無法表現出法院職權調查證據係居於輔助地位之性質，所以特將法院職權調查證據需於當事人聲請調查證據程序完畢後，方得為之明訂於法律中，使本法訴訟程序採取當事人進行主義之意旨更加明確。 三、 現行法本條規定法院得為發現真實而依職權調查證據，即賦予法院就發現犯罪實體真實是否職權調查證據有裁量權。同條但書規定法院應就公平正義之維護及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之事項職權調查證據；惟實體之真實多與公平正義之維護及被告之利益有重大之關係，現行條文第二項之本文與但書之規定要如何區分適用之情形實有不易，而有造成法律適用及解釋上不安定之虞，而應將現行法本條第二項之本文加以刪除。 四、 現行法本條第二項但書規定法院應就公平正義之維護或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事項職權調查證據，惟法律制度其目的莫不與公平正義有關，而刑事訴訟制度由於牽涉國家刑罰權之行使，故與公平正義之維護之關連更是不可言喻，因此現行法之規定要如何解釋，方可符合法院輔助性的調查證據義務及具體公平正義之重大事項的內涵，即屬適用上之關鍵，而實務上認為「公平正義之維護」之重大事項係指刑事案件攸關國家、社會或個人重大法益之保護，或牽涉整體法律目的之實現及國民法律之維繫者均屬之，然上開實務見解實屬籠統而無法確定法律適用的範圍，而增加法律的不明確性及法院適用上的難度，而有修正之必要。 五、 刑事訴訟法的目的在於確定國家刑罰權的範圍，亦即勿枉勿縱，釋放無辜，懲罰犯罪，所以對於國家刑罰權的範圍有重大關係之事項皆屬為法院澄清義務之範圍，即被告利益或不利益有重大關係之事項。惟為貫徹檢察官實質舉證義務故對於被告不利益有之事項皆應由檢察官發現，提出法院調查。為促使被告認真為自己利益辯護，故現行法規定對於被告利益重大關係之事項，法院應職權調查證據應予修正，改定對於被告利益有重大關係之事項法院得職權調查證據，以確定國家刑罰權的範圍。 六、 法院職權調查證據，現行法之修正理由已明確指明，刑事訴訟法之「調查」有雙重之意義，一為「發現證據之調查」，一為「踐行調查證據程序之調查」因此法院職權調查證據時，需主動依職權蒐集案卷外之證據並踐行證據調查之程序。惟現今法庭實務確認為法院職權調查證據不包括蒐集證據在內，實與本法所謂之「調查」意義所指不符，為貫徹法律規定法院職權調查證據之目的，特別將法院職權調查證據的範圍及所應踐行之程序增訂於本條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