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該改的都改不動，司改到底改了什麼？

2010-08-14 中國時報 【本報訊】

　特偵組「正己專案」二度指向高等法院法官，搜索與約談令下，法官與律師均成對象，涉及罪名則是收賄；日前又有梁柏薰在媒體公開爆料，點名司法高層人員與陳哲男宴飲酬酢；與此同時，法界更傳出最高法院之子涉及車禍案件，一審有罪，二審改判無罪，是因二審合議庭審判長關說之故。司法院院長因「正己專案」首波行動辭職遺缺未補，司法又接連出事，形象與公信力均已重跌在地。

　檢察總長黃世銘說的鏗鏘有力，無論官多高都要辦，因為司法官品格是正義唯一的保障。檢方動手肅貪，當然是清除司法貪官的具體行動，展現了不肯護短的決心。不過，司法改革絕不能只靠罪訴貪的刑事作為，司法風紀到達如此地步，司法改革必須正本清源，痛下決心，從根救起。必須要問一句，什麼樣的司法人事制度會形成如此司法文化，讓問題嚴重到如此地步？

　一個表面的現象，是法官與檢察官均缺乏有效淘汰機制，我們深信絕大多數司法官都是旰宵宣勤的好法官，因有些不適任法官、檢察官長期尸位素餐，難以淘汰，遲早就會出現貪汙關說的法官檢察官。我們曾指出，表象的背後，是一種鄉愿的文化。明知有不適任的同僚，法官們都緘默不語，好官自為；不但不能形成正面的同儕壓力，反而只能噤如寒蟬而且曲意配合，實質上為虎作倀。之所以形成此種鄉愿的文化，與司法官人事制度有極大的關係。

　現在的司法官，絕大多數是靠司法官考試甄別出來的，甄別的標準只有法律知識，連倫理規範都無。許多法官都是甫出校門，就考上司法官，以上年的司法官考試為例，錄取百廿人中，二十五歲以下的有四十八人。歷來即有「娃娃法官」的稱號。娃娃法官的現象，該不該是司法改革的內容呢？前次司法改革曾經將之列為一項指標，結果不了了之。

　娃娃法官接受什麼成長教育？是法務部堅持辦理的司法官訓練所「訓練」出來的司法官，「訓練」期間，像黃埔軍校一樣有嚴格學長學弟期別，多的是上命下從的指揮文化，經這種近軍事教育訓練出來的司法官，進入司法系統，遇上了前期的學長前輩，在評議的時候能夠將正義置諸前列嗎？還是恆將人情關係放在正義是非之前呢？法務部向來堅持用「訓練」檢察官的方法「訓練」法官，「訓練」出來的法官，會形成什麼樣的司法文化呢？法官的選任與養成制度，該不該成為司法改革的內容呢？前次司法改革曾經將之列為一種指標，結果不了了之。

　該改的都改不動，那麼司法改革改了什麼呢？就拿日昨監察院指正法務部而法務部不以為然的題目為例吧！法務部列為司法改革指標舉措的項目，是在偵查庭中設置電腦螢幕，讓受訊問人在受偵訊時看得到問答筆錄的全文，監察委員指正法務部不能只以設置電腦螢幕做為改革重點而沾沾自喜，記錄人員的速記能力太差，跟不上說話的速度；筆錄不正確；檢察官指示記錄人員如何做筆錄；都是更重要的改革重點，設置電腦螢幕只是捨本逐末之舉而已。同樣的情形，其實在法院也是日常的景象，製作筆錄的公務員要聽命於法官、檢察官的指揮製作筆錄，訊問時違反法定程序的問答都不會出現在記錄中，這樣筆錄算是真實筆錄嗎？法官檢察官可指揮筆錄的製作，當然就有恃無恐，法庭上什麼樣惡劣的言行都會出現。法庭的真實尚且不能完全呈現的法庭，還能發現法庭外的真實嗎？結果是司法改革中列為重點的交互詰問制度，就因為筆錄的速度跟不上而實質上形成癱瘓狀態。機械式的筆錄製作，不該成為司法改革的題目嗎？這件事，從總統到司法院長到法務部長，都曾經問過，卻始終不動如山，反而拿著偵訊時裝設電腦螢幕做為誇耀，監察院提出指正，竟遭反唇相向，司法改革距離理想的程度還有多遠，也就不問可知。

　其實，司法改革是一個系統管理的問題，不能只以解決法律問題來看待。不用對的制度產生對的人員經營司法，就會出現今天這般難以收拾的局面。誰來拯救司法呢？

王正方：裸奔、裸奔意識皆不可取

笑話一則。

裸奔男子被大象堵住去路。大象注視了一下，說：「它長的挺可愛，能用來呼吸嗎？」

裸奔；在不適當的場合，做不適當的行為。它源自何地何時，待考。竹林七賢之一劉伶對訪客曰：「吾以天地為屋，以屋為褲。」人家在家中一絲不掛的自在，不算裸奔，是來訪者侵犯了他的隱私權。

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隨著反越戰運動，美國各大學的校園中盛行裸奔。在那個特定的時期，裸奔代表年輕人對威權政府的反抗與鄙視。裸奔是另類反戰行為。但總讓人會錯了意，大家爭看裸露好身材，結果很失望。反戰運動結束，裸奔失去公眾認可的訴求，逐漸不再流行。

「裸奔意識」、「另類裸奔」，卻在現代人的行為中盛行起來。光天化日在鬧市中裸奔，台灣還不多見。但是立法院經常上演「變相裸奔」。原本應該是商議國家大事、推動法案的國會殿堂，隔不多久就轉播幾場極不精彩的業餘散打比賽，齜牙咧嘴、形象醜陋。民眾樸實如大象，看不懂是什麼意思，不免問道：「能用它來呼吸嗎？」

某教授有訴求，政府不要開發廢棄兵工廠，為台北市保留一塊淨土，稱之為台北市的「肺葉」。聽起來頗有道理，值得討論。問題是教授似乎還沒去過「肺葉」，就得到破壞生態的結論。見到周邊攝影機群集，機會難得，撲通一下子當堂下跪，說要一路跪到行政院。堪稱是台灣版的另類「裸奔」。一夕成為聳動新聞，媒體競相播送。然後有學界及許多知名人士聯合與教授開記者會，同聲譴責，就差一個集體下跪的大動作。媒體炒作過頭，已經沒有理性討論的空間。

身為知識分子，在講壇上教導學子要態度客觀、公平辯論。言行一致談何容易。關係國計民生的百年大計，以慎重、理性的態度來研討，也不見得能有合理的答案。搞起「另類裸奔」來，成為媒體焦點，過癮而已。「裸奔」式的下跪，搶盡鏡頭，然而下跪絕不代表訴求正確，更不能用它來呼吸，多半會傷了「肺葉」。

各式裸奔在台灣很普遍。李家同先生批評，學校的典禮活動媚俗、不莊重，司儀講低俗笑話，自以為幽默、迎賓的同學裝扮、舉止像酒店男女招待。更有校長、老師登臺，臃腫男士穿緊身芭蕾舞衣裙做跳舞狀。現代版愛的教育，為了答謝學生們讀完十二本書，校長就扮天鵝扭擺一番，拉近與學生的距離。跳了舞有那位學生自此就發奮讀書了？明年又該穿什麼衣裙，跳那一齣呢？

讓人感受到自己的誠意，說不定有助於溝通、保護「肺葉」、拉近距離。打架、下跪、跳芭蕾都解決不了問題，卻能提供上媒體頭條的機會。

為了拚高收視率，整個社會朝著搞笑耍活寶的路子走，舉國同心努力發揚「裸奔意識」、「另類裸奔」。故此有大學生問：「什麼才叫莊重的典禮？」也難怪這些孩子，因為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從來沒見過「莊重典禮」。總統就職大典夠莊重了吧！有綜藝一哥一姐在旁邊插科打諢。

每天只見到一批批的人往來「裸奔」。

（作者為電影導演）

【2010/06/27 聯合報】

【中國時報 / 社論】多少纏訟 讓人從精壯耗到白頭？

多少纏訟 讓人從精壯耗到白頭？

社論－2009-04-20 中國時報
　廿二年前新竹學童陸正遭綁架撕票案，台灣高等法院日前更十審宣判，主嫌邱某判處死刑，另外兩嫌分別判刑十七年及十一年。全案仍可上訴最高法院。本案纏訟廿餘年，迄未終局結案。被害人遺體迄未尋獲，八位被告判刑定讞，一人業已過世，還有三人仍在上訴之中。
　事隔兩日，監察院通過並公布由李復甸委員負責提出之民國六十八年一銀押匯弊案司法審判調查報告，此案歷經更十二審的程序，二十八年半的審理光陰，才讓曾遭羈押多年的三名被告無罪定讞。其中高院檢察署檢察官呂光華於更十二審時未附理由聲明上訴，二百餘日之後才完成上訴理由書，只是諸多延宕的縮影一例。調查報告中，監委寫下評斷：「司法工作之核心內容尚非監察權得以糾正，惟罔顧司法人權，案件延宕不決，自應予嚴正譴責，以儆來茲。」同時指出，刑訴法以重罪作為羈押條件，與羈押作為保全程序性質有關，與國際人權法制未盡相容，司法院應就該法所涉違憲疑義，詳加檢討改正。
　陸正案與一銀押匯案更審次數極多，審判時間逾廿年，是兩樁特例嗎？恐怕不是。在法院審判中，從精壯到白頭，渡過一生的當事人，並不在少數。司法院不妨徹查一下類似的案件究竟還有多少？法院審判牛步化，遇到重案、難案，如非因媒體曝光聚焦不敢怠慢者，法官推拖延宕，等待調職移交，罔顧當事人權益、耗費司法資源的情形，屢見不鮮，幾成通病。不要說來回更審不能終結的案件，尚未進入最高法院，頭兩審未竟已近廿年的案件，也是不乏其例，可不可怕？驚不驚人？
　延宕到達如此地步的案件，不論判決的內容是有罪無罪，司法都已了無公信力可言。廿八年才能得到無罪判決確定的被告，歲月耗盡，誰能還我清白青春？審理廿餘年後交付的死刑判決，憑什麼告訴社會及當事人，判決所認定的事實，會比案發初期的判決更為正確可靠？司法系統裡的眾多法官檢察官們，讓刑案被告們在這種蒼白冷血、麻木不仁的過程中，獲判無罪，或是死刑，或許誰都自謙無力，或許誰都感到無奈，到底有沒有人會良心愧怍？有沒有人會想要停止造孽？有沒有法官檢察官該負些責任？
　沒有那一位司法中人不知道，遲來的正義不是正義；妥速的審判，才有資格交付正義。可是，就有那麼多檢察官，曾經利用簽收判決書的技術拖延上訴時間，遲交上訴理由，讓被告提心吊膽、虛擲生命；就有那麼多法官，案牘勞形卻不肯負責的做成決定，同一個最高法院，同一個案件，甲庭發回的見解可以與乙庭截然相反，丁庭審判時可以完全無視於丙庭曾有的堅持。司法獨立已然不是建築在自我專業良心的要求與約束之上，很多時候實與全無預測性的司法獨裁，無從分別。
　正如監委一針見血的洞見警告，監察院並不能改變法院的判決，甚至也無加以糾正的餘地，只能提出譴責，言之諄諄的嚴正譴責！再不，當然就是提出彈劾，試圖使得不適任的法官檢察官，離開他們的位置，不再繼續為害。但是，即便是彈劾，又要回到公懲會的審判機制，若是遇上不能捧著良心辦案而只知官官相護的態度，就仍會讓那些尸位素餐、自踐司法信用的害群之馬，繼續有恃無恐，無動於衷！
　現在的當政者，從篤信法治的總統，到肩負推動司法改革重位的法務部、司法院，到執政黨所牢牢掌握的立法院，眼見出現這種現象的司法病癌繼續蔓延，難道束手無策嗎？前任司法院院長倡議金字塔的司法制度改革，要減少一個事實審級，原則上兩審終結的方案，為何至今仍塵封沉埋，無人理睬？能不能在法律上想些有效疏導、不使案件累積壓疊的辦法？可不可以修法要求終審法院，第二次更審的時候，必須自為判決？可不可以痛下決心，嚴究幾起延宕司法害群之馬的刑事、民事、行政責任？
　司法啊司法，看在良心正義的份上，能不能不鄉愿？

社論－鼓掌支持監察院糾正高檢署

社論－鼓掌支持監察院糾正高檢署
2009-02-19 中國時報 【本報訊】
　監察院通過糾正高檢署，引起輿論不同的評價，贊同者與批評者大多著眼於此項糾正案對於扁珍案的可能效應；我們則認為事關控制濫權的制度運作，不該只從個案思考，而應從制度面提供不同角度的觀察。
　在權力分立的安排上，此中有幾個應該澄清的觀念。首先，監察院是憲法機關，檢察機關不是。監察院負有憲法上的責任與義務，檢察機關則無。監察院提案糾正，是行使憲法層級的權力，檢察機關追訴犯罪，則是法律層級的權力。糾正是要監督權力免於濫用，不是要取代檢察追訴犯罪；評價監察院的糾正有無越權，要看糾正的內容有無道理，有無僭越檢方權力之處。
　其次，檢察機關和法院不同，司法獨立或審判獨立並不等於檢察獨立。現在檢察官辦案，不受法務部部長指揮，而應聽檢察總長調度，檢察總長享有法定四年任期保障，又直接指揮特偵組檢察官，法務部部長也不能干預，檢察獨立並不可得，檢察總長獨裁倒有可能。監察院則是憲法上的獨立機關，監察委員行使彈劾權，也是準司法機關；監察院提出糾正案，則是經過院會的民主表決程序。監察院當然不能接管檢察官辦理的案件，但不可因此即謂監察院一概不能對檢察機關行使糾正權。
　這次監察院針對高檢署提出糾正案，案由有三：一是高檢署未能充實所屬特偵組檢察官人力，二是高檢署未能落實督導特偵組嚴守偵查祕密，三是高檢署對於特偵組部分檢察官未能適時調整偵辦工作。這三點，並非以任何個案偵查辦理方向應該如何為其內容，監察院也是在善盡調查能事之後，舉出具體事例做為證明方行提案糾正。所舉出的個別事例，不論是偵查洩密部分或是不當接觸部分，均不但是完成偵查、業已起訴的案子，而且也都是確有顯然不當的情事。監察院並未對於具體個案的偵查，下棋指導。尤其是特偵組有百分之五十七的案件未結，還有起訴案件遲未移審的情形，都涉及涉案人的權益，監察院認定高檢署不思充實特偵組人力，聽任職務荒弛。指責有力，並無過當之處。
　糾正案的提案，原為監察院行使監察權較為輕緩的選擇，也就是監察院對於政府行政部門違法失職區別緩急輕重，不願隨意動用彈劾權，對於可以補正的過誤，以糾正案加以指責提醒，做為警示。特偵組此次被糾正的地方，包括特定檢察官在偵查過程中輕率涉入涉案當事人布置設局之中，嚴重影響檢方辦案的公信力，在案件起訴後遭到糾正，並不冤枉。不能因為檢察官手中尚有待辦的案件，即遽謂監察院不宜行使糾正權；否則豈有不辦案的檢察官，檢察機關豈非成為監察權的禁區禁地？
　檢察機關與法院絕不能相提並論，這本是多年來國人習焉不察的盲點。檢察機關威脅人權之處，遠甚於法院；檢察機關可以主動發動手中的權力，起訴、不起訴存乎一心，聲請羈押、強制處分，均在手中；檢察首長調度檢察官辦案，收放由心，掌有事務移轉權、指令權、分配權，檢察總長位於檢察機關金字塔頂端，法院組織法近年來又賦予四年任期保障，特偵組可以偵辦的案件，上至總統、五院院長、部會首長、上將軍階，下至選舉舞弊與重大貪瀆、經濟犯罪，制度上制衡力量極為有限，謂之權傾一時，並不為過。這是兩年多以前，新法院組織法修正通過之前，從未出現的安排。
　特偵組是防制高層特權違法的利器，但是本身也該受到一定的節制；與之相較，監察院已是憲政體制，能夠防範高檢署、特偵組怠惰或是濫權，特別是威脅人權的僅有機關。反倒是監察院的權力有限，較少為惡之虞。只要監察院行使權力時，不是在取代特偵組的地位，干預個案的決定，就不能謂其越權。尤其是檢察總長實際上並無真正可以指揮其行事的長官，監察院甚至連糾舉權，也無用武的餘地；除了彈劾，就是糾正一途。
　監察院糾正高檢署，恰如其分，高檢署自檢察總長以降，應該知所警惕，免得下次就換上動用彈劾權了！

司馬觀點：超級監委（江春男）

2009年02月13日蘋果日報

監委李復甸兩度出招，都備受非議。第一次約詢特偵組檢察官為何未羈押陳水扁和逮捕陳致中，這一次進一步直接要求檢察總長把兩位檢察官調離特偵組，他原本要調查陳聰明有無干預辦案，結果他自己跳進去介入的程度更深。

陣前換將，把朱朝亮和吳文忠調離特偵組，對阿扁有利，至為明顯，難怪扁系立委高度肯定這個遲來的正義。不過，監委干預辦案，三權分立的憲政原則形同崩解。

竟要求調離兩檢察官

朱吳兩位檢察官如涉及違法失職，監委可予以彈劾。但監委的糾正對象應該是政府機關，而非個人。李復甸具體要求檢察總長調整特偵組的任務分配，他哪來的權力呢？

特偵組不斷洩密，而且大量洩密，使偵查不公開原則形同具文，對我們的司法公信力造成重大傷害，法部務放任特偵組洩密，該負最大責任。

特偵組不到十人，要查洩密並不困難，法務部對此沒有交代，監委如對法務部提出糾正，還有道理可講，但針對進行中的實務，監委沒有講話的餘地。

李復甸上次親自約談檢察官，調查為何沒有在機場逮捕返國的陳致中夫婦，這種赤裸裸的干預，在特偵組反彈和輿論批評中不了了之，想不到他雖千萬人吾往矣，這次出手更重，干預更明顯，範圍更廣大。這位勇往直前，不計政治後果的超級監委，成就不了什麼好事，只會傷到監委形象。

江春男

上手銬、理平頭 剝奪羈押中人權

【聯合報╱李復甸／監察委員（台北市)】 2008.12.03

刑事訴訟法本是保障人權的小憲法。羈押則是刑事訴訟期間檢察官強制處分權的一種，俾以完成偵查。羈押僅限於預防逃亡串供湮滅證據或重罪，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之情況，方能聲請法院裁定羈押。世界各國法制莫不均設審前羈押之法制，惟少有對所犯為重罪成為羈押之理由。

近來因陳明文、蘇治芬等人之羈押引發爭議，甚至有廢審前羈押之主張。就人權之衛護兼為偵查效率之考慮，應著手修法。命犯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如不能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方得聲請法院羈押，始為合理。

陳水扁上手銬的照片震動全國，甚至喧騰國際。有無必要將國家前元首上手銬？羈押法規定「被告非有事實足認有暴行、逃亡或自殺之虞者，不得施用戒具束縛其身體」，但「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各級法院法警訓練管理與戒護作業應加強注意事項」規定：「提解人犯時，無分犯罪輕重，一律加戴手銬，重刑犯並適切附加腳鐐，以減少脫逃之情事發生。」有無行政命令超逾法律已有爭議，且羈押法實施細則尚規定「解送被告時，應注意其身體及名譽」，就前元首之情況，似不必將其窘境暴露於眾。

更令人驚嘆的是邱義仁被理了小平頭，又引起羈押中人權議論。看守所表示，所內沒有吹風機、加上邱義仁的頭髮披肩，才會勸告並獲得同意後，把他的頭髮理短到「簡樸適度」。簡樸適度出自（75）法監字第12668號法務部函，謂「男性受刑人自其刑期屆滿之日溯至三個月前起，許留簡樸適度之髮型。」邱義仁為羈押法中之被告，並非受刑人，不能適用監獄行刑法之規範。依刑事訴訟法規定之無罪推定原則，羈押中被告當有穿著自備衣飾維持原有儀容之權。羈押法規定「被告得自備衣類」。為何羈押中被告要被規勸剃髮？無非為了管理上的方便，但是因以犧牲人權嗎？

歐美法庭常以希臘蒙目的正義女神手執天平作為司法的象徵。其蒙目的意義便在強調不能以嫌疑人之外表來判斷曲直。試想一個身著囚服，足繫拖鞋腳鐐，光個腦袋的被告，恁你有千個委屈也看似罪犯。因此，允許嫌疑人及被告有權正常衣著，且不能拘束身體，是實踐公平客觀審判的必要條件。

不怕灰塵飛揚 . 臭氣刺鼻

不怕灰塵飛揚 臭氣刺鼻 公孫策

經商周與作者同意
謹將文章貼上
供各位看倌參考

不怕灰塵飛揚、臭氣刺鼻
公孫策
（文章刊登於商業周刊1088期）

監察委員李復甸約詢特偵組檢察官，引發一陣議論，多數認為監察委員此時約詢正在辦案之檢察官，即使不增加檢察官的壓力，也占用了檢察官辦案的時間，誠屬不宜。
基本上，我不贊成監委在此時此刻「介入」國務機要費的偵辦，但是我非但不反對，反而贊成監委調查本案。
這話聽起來似乎有矛盾之處，且容我說明我的論點。
南北朝時，北齊的廷尉卿宋世軌與大理正蘇珍之二人同以辦案幹練著稱，時人謂之「決定嫌疑蘇珍之（能查姦），視表見裡宋世軌（能查情）」。另外還有一位御史中尉畢義雲，以鐵面無私著稱。有一次，為了某案，宋世軌要求御史移辦，畢義雲不同意，鬧到了北齊皇帝高洋那裡。高洋在朝會時召見二人，問了案情，對宋世軌說：「我知『臺欺寺久』（御史臺一向欺負大理寺），你能執理與之抗衡，希望能長守此心。」又對畢義雲說：「你的所為不應該，看在你嫉惡如仇，恕你一次。」然後對朝臣說：「此二人都是我的骨鯁之臣。」
這次監委約詢檢察官，是不是「御史臺欺負大理寺」？應該還談不上。但是，雙方都還能「執理相抗」，而且也都是為了「嫉惡如仇」，出發點不是問題，問題在於技術。
民國五十八年間，發生「剝蕉案」，調查局大展神威，查辦十數位行政高官，案情很明顯的有官員收受了金碗、金盤，但是報上又說「三位官員都退還了」。由於該案傳聞涉及上層權力爭，輿論擔心因政治介入而真相不白，因而提出要監察院派人調查。為此，當時曾經有過一番（報）紙上爭論。
受人敬仰的監察委員陶百川在報上為文指出：對於貪污舞弊案件的徹查，我國三種「察」字頭的人員都有職權，就是刑事警察、法院的檢察官（當時審檢尚未分立）和監察委員。外國只有警察和檢察官，我國何以還要有監察院呢？乃是因為遇到大案子，特別是國家大員牽涉在內的案子，……，特設了監察院，給它較高的地位和較大的權力，使它能做打虎的英雄。所以對檢察官在辦的貪污大案，監察院理當加以注意，並且看看是否需要監察院的協助和支持。當然監察院也當同時注意他們是不是依法在辦，辦得是否公正和徹底。……而本案就是「彰莫甚也」（貪污情節嚴重，人民睜大眼睛在看）的大案，只有依法處理，交代得清清楚楚，方足以釋群疑而正政風和社風，所以我贊成監察院應該派人調查。
同樣的，國務機要費案也是「彰莫甚也」的大案，也一定要「交代得清清楚楚」。但是，陶百川先生說的是「監察院派人調查」，而非「把辦案的檢察官叫來問」。易言之，監察院捨憲法賦予之大道不走，偏去走一條蹊徑，這一點令我費解。
當然，監察院調查範圍實不必與特偵組重複，重點可以放在「哪個行政機關或官員不配合司法調查」。如此則一方面給了特偵組「側翼支援」，一方面也會讓特偵組「辦得公正而徹底」。
陶百川先生在那個戒嚴年代，是被執政當局視為「不識相」的監察委員，但是他始終秉持信念行使監察權。他在一封給在位朋友的信中寫道：「為守夜之狗則其叫聲難免驚人清夢，為報凶之烏則其啼聲難免惹人厭煩，為掃糞之清道夫亦難免使灰塵飛揚、臭氣刺鼻。」今之監委，有當道之支持可以放手肅貪，就更不要怕「灰塵飛揚」了。

Arbitration a solution to conflict

By Fuldien Li 李復甸

TAIPEI TIMES
Thursday, Jun 26, 2008, Page 8

With Taiwan’s unclear international status and increasingly fewer countries recognizing her, the largest challenge for the government is protecting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aiwanese abroad. Disputes arising from Taiwanese investments in China or fishing in neighboring waters are common. The recent sinking of a Taiwanese fishing boat near the Diaoyutai (釣魚台) islands by the Japanese coast guard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conflict resolution.

It is obvious that the sinking of the Taiwanese boat was not a normal judicial case. Japan chose to handle the issue from the standpoint of its criminal law. Japanese authorities said on June 16 that the Japanese captain and the Taiwanese captain had both breached Article 129 of Japan’s Penal Code — Endangering Traffic through Negligence — and transferred the case to a district prosecutor’s office for investigation.

This was not only far from the truth, but also a clear attempt on Japan’s part to dodge international pressure and responsibility. Even if the incident were turned into a civil lawsuit, issues such as state immunity would have complicated the situation.

Because Taiwan is not a state party to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filing a lawsuit with The Hague is virtually impossible. However, Japan’s deliberate use of a heavy ship equipped with weapons to hit and sink a much smaller boat was a violation of the regulations of the Rom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In addition, purposely ordering an attack on civilians and their possessions, in this case a boat, constituted serious armed conflict on an international scale. Because Japan is a signatory to the Rome Statute, the captain of the sunken vessel could have demanded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actions of the Japan Coast Guard, although this was not feasible.

Premier Liu Chao-shiuan (劉兆玄) has said that going to war is a last option and this would have been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However, Taiwan does not have much of a choice given its international status. Therefore, arbitration is a much more feasible solution to this situation.

Arbitration is the most flexible of any method, as it does not require a nation to be recognized by other nations. Disputes can be solved with arbitration as long as both parties agree to a compromis d’arbitrage.

Well-known arbitration cases include the Newfoundland Fisheries Case of 1910, the Tinoco Arbitration of 1923, the B.P. Exploration Company vs the Libyan Arab Republic of 1973, the Franco-British Arbitration Case of 1977 and the Australia & New Zealand V Japan: Southern Bluefin Tuna case of 2000. The Cayuga Indian Arbitration case between the US and the UK involved many years of arbitrations before the dispute was settled.

Even companies can become a party in arbitration cases and arbitration that is not carried out on a national level can take place in permanent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Hague’s 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 Parties can also enter into ad hoc arbitration to solve individual disputes.

When dealing with the Diaoyutai issue, we cannot ignore the issue of sovereignty and talk only about fishing. In 1998, the Legislative Yuan passed the Act on the Territorial Sea and the Contiguous Zon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領海及鄰接區法), and in 1992, China passed th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Territorial Sea and the Contiguous Zone (領海及毗連區法). Neither of these laws has been used to draw up clear marine borders.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Diaoyutai issue are serious and we do not need to escalate the situation any further. However, we should avoid backing down on the issue. The most feasible way to solve this kind of dispute would be for Taiwan, China and Japan to enter into trilateral arbitration or carry out ad hoc arbitration.



Fuldien Li is a professor in the School of Law at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TRANSLATED BY DREW CAMERON

以仲裁解決周邊衝突

中國時報 2008.06.17　
以仲裁解決周邊衝突
李復甸

　台灣在國際定位不明，承認台灣國際法人格日益窘迫之現實下，如何保護國民在領域外之權益，是最令政府困擾的課題。國人在大陸投資糾紛層出不窮，漁民四鄰捕魚也時有糾紛產生。近來更因釣魚台海域作業，漁船被日本海上保安廳巡邏艇撞沉，愈益凸顯解決糾紛機制之需要。

　此次撞船事件顯然已不是一般的司法案件。就刑事案件言，日昨日本宣布巡邏艇長與台灣漁船船長均觸犯日本刑法一二九條過失往來危險罪，移送地方檢察廳偵辦。非但與事實相差極遠，且意圖敷衍國際壓力，事至為明顯。若就民事案件言，即使用訴訟方式進行，除了曠日費時外，還有國家豁免等複雜議題。日本無意依法公平處理此事，在國際法上已構成拒絕正義（Denial of Justice）。

　因我國已非國際法庭會員國，要在海牙提起訴訟幾乎已無可能。但日本武裝艦隻以懸殊的噸位差蓄意撞擊，已符合違反「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所定，故意指令攻擊平民，且故意指令攻擊民用物品，是嚴重國際武裝衝突行為。日本為「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簽字國。受害船長可向國際刑事法院要求檢察官逕行調查其行為，但其可行程度亦低。

　因此，國際法上所謂當地救濟途徑窮盡（Exhaustion of Local Remedies）在台灣周邊地區甚難適用。劉兆玄院長所言，爭議要用開戰是最後的階段，確是國際法所規定。但以台灣的國際情勢幾乎沒什麼選擇，就到了unjustifiable無可挽回的地步。因而尋求仲裁作為糾紛解決替代，是較為可行的機制。

　仲裁的彈性最大，不牽涉國家承認問題。只要雙方同意作成仲裁協議（compromis d’arbitrage）便可經由仲裁解決糾紛。如一九一○年紐芬蘭漁案（the Newfoundland fisheries case）、一九二三年的狄諾柯仲裁案(Tinoco Arbitration)、一九七三年英國石油公司與利比亞仲裁案（B.P. Exploration Company v. Libyan Arab）、一九七七年的英法英吉利海峽礁層案、二○○○日本與紐澳間藍鰭鮪仲裁案等。 美國與英國更因卡尤佳印第安人（Cayuga Indian Arbitration），常年有仲裁處理糾紛。其中爭端的一方甚至可以是私人公司，而非國家。仲裁可有固定機構如海牙的常設仲裁法庭（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投資糾紛調解中心（ICSID）。也可以因個別糾紛而組成個案仲裁（ad hoc Arbitration）。

　釣魚台問題不能忽視其主權爭議之本質。不可能只談入漁，而不談領土主權。我立法院早在民國八十七年通過「領海及鄰接區法」，大陸更在一九九二年通過「領海及毗連區法」，至今均未具體進行海域劃界。其中牽涉複雜，固無需因撞船事件繼續升高衝突，但亦應設法避免駝鳥式的衝突處理。三邊共同組成仲裁機構，或個別進行仲裁，應是處理釣魚台糾紛的可行方式。

誰掏空了遠航？

財團法人中華航空事業發展基金會在民國94年9月26日臨時董事會通過購買台灣高速鐵路公司特別股新台幣45億元。航發會章程第二條規定「本會以協助中華民國航空事業發展、研究及有關活動之推展為宗旨」。高速鐵路其快速運輸的特性與航空事業具同質性，故消費者在市場選擇上將產生排擠作用。因此航發會以變更章程之方式投資遠航應認違反其宗旨。台北地院於95年1月27日以94年度法字第159號裁定，且認為航發會之董事會變更捐助章程之程序違法，而將航發會變更登記案駁回。

依財政部主管財團法人監督管理準則第17條規定「財團法人不得投資與其創設目的無關之事業。」航發會辦理發展航空相關事務，章程已有明文。故航發會以無效之決議轉投資與其創設目的無關之高鐵，其違法至為明顯。且高鐵之營運顯為航空事業之替代業務，將使得航發會之基金減少造成損害，且因而使台灣高鐵取得無法律依據之利益。

交通部為航發會之主管機關，卻一再執意違法從事變更章程及轉投資之行為。航發會之董事於第五次臨時會及第十一次會議所為之決定，一再違反法律，不顧法院禁止之裁定，執意將45億資金挹注高鐵，因此活絡了高鐵，使有能力與航空公司競爭客源。黨政高官南北奔波競選，都捨航空而就高鐵。

遠航面臨破產，職工大規模請願。新政府上台，能對航發會堂而皇之的背信視而不見？究竟是誰掏空了遠航？除了在偵辦中的遠航董事外，違法挹注高鐵的交通部舊官僚就脫得了干係嗎？

企圖偷渡的司法改革

第六屆立法院在審查「法官法」草案時，曾有檢改團體來立法院遊說，並聲稱若立法院不能接受檢察官的觀點要讓法案不過是容易的事。果如其言，法官法未能順利通過。到了這一會期檢察官團體又透過委員各別提案，送出「司法官法」草案。法官與檢察官各自爲其利益與地位之保障，在修法歷程中角力甚為激烈。上周立法院招開公聽會，更是可依發言人之職務，來預斷發言之內容。下週一六月九日司法院又透過委員各別提案，送出「刑事訴訟法」草案。僅修165-2、310-1、366-1三條，將對簡化法庭對證據之提示、簡化判刑二年以下案件理由之載述、原審以調查之事實之得逕為二審判決基礎。事實上此三條修法牽涉當事人之利益極大。尤其是366-1將刑事案件上訴理論之「覆審制」改為「續審制」，是刑訴理論之大爭論竟然悄悄進行，希望兵不血刃，用偷襲的手法過關。

「大法官案件審理法」亦在準備再行提案。依司法院原提案將修改為「憲法訴訟法」，其內容牽涉幾項重大變革。首先，名稱改變之後，統一解釋法令卻不涉及牴觸憲法之案件究竟應否再歸大法官管轄，便生疑問。「憲法訴訟法」草案中，將大法官之解釋律定為「釋憲審判化」。也就是說大法官日後受理案件必須在聲明範圍內解釋，否則便是訴外裁判。然而大法官歷來的解釋都傾向「釋憲立法化」。也就是大法官不受聲請範圍限制，而作近於立法方式的憲法解釋。釋字585號解釋直接創立「急速處分」；601號更表示大法官解釋並有拘束全國各機關與人民之效力，屬國家裁判性之作用，乃與一般法官相同，均為憲法上之法官。這些都是當事人請求解釋聲明以外的解釋。

大法官若是個案審理，案件僅對當事人有拘束力。個案審理便不是釋字185號與188號所認為，司法院所為解釋，有拘束全國各機關及人民之效力。司法院草案說帖以釋憲機構走向釋憲審判化，也就是以個案審理的方式進行。但在大法官審理案件法修正案中，卻不以有他造當事人為必要。案件既然不一定要有他造當事人，那麼又如何成立個案，實滋疑問。於近來之釋字627及632號大法官解釋，大法官們對司法院之機關行為個案解釋權，也產生極大的爭議。有以可就機關行為加以審查者，也有認為機關行為需抽象化才是憲法疑義的概念，似乎認為「抽象審查」才能受理。先前大法官將中華郵政更名案與高中歷史教科書教綱案均以為係個案而不予解釋。這樣硬要「抽象化審查」的理論，實與「釋憲審判化」之概念不合。司法院雖聲稱以釋憲審判化為改革方案，然觀司法院版草案第七條顯非以個案方式提交審理。司法院大法官自身都缺乏共識之狀況下，冒爾立法顯然不妥。

司法改革應該有計畫有步驟，改革之重心當在法庭之內，尤其應注意當事人之基本人權。目前司法院組織法仍未通過，但其他低階法律卻在陸續推出修法。裁併終審機關、變更證據提示、簡化判決理由、改覆審為續審、檢察官職務之定性等重要制度，在社會大眾與法學界沒有共識之前，實在不宜做大幅更動。立法委員不必個個都是深通法理的法律專家。但是，各機關不可隱藏重要法理之爭，私下透過委員聯署偷渡修法。零星混雜的提案若在司法委員會沒有警覺的狀況下，一一修法通過，將造成國家司法制度無可挽回的混亂與崩解。

特偵組不動 總長猶疑什麼？

【聯合報╱李復甸／文大法律系教授】 2008.05.08 02:59 am
巴紐建交引出十億貪瀆弊案，喧騰至今已有數日。從談笑說明到含淚應訊，從上當受騙變成意外事故。雖然輿論沸騰，但事實真相究竟如何，仍待嚴肅查明釐清。

依法院組織法第六十三之一條，涉及總統、副總統、五院院長、部會首長之貪瀆或特殊殊重大貪瀆案件，都由最高法院檢察署特別偵查組辦理。新聞報導台北地檢署的檢察官前往黃志芳寓所搜查，敲門五十分鐘不得其門而入；搜索邱義仁結果是纖塵不染的辦公室，一無所獲。無論依犯案嫌疑人之職級或社會矚目之程度，都已應由特偵組介入，檢察總長猶疑至今，不知有何難處。

相對於檢方偵查行動的被動與遲緩，涉案者逐漸將案件導向「被騙」、「上當」、「意外」。不明真相的政治人物，也逐漸發出「太憨了」的評論。當真一個「憨」字，可以脫得了貪瀆的重罪嗎？依貪汙治罪條例第五條，對於職務上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可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且處罰未遂犯。犯罪嫌疑人對同案涉嫌人提出受賄名單，辯稱未必有名單；即使有名單，也不表示有受賄。其實約定建交後可得若干好處，已經構成期約賄賂。即使未成功建交，也已構成未遂犯。

案件曝光以後，檢方對涉案人間，是否可能串供或湮滅證據，似乎毫不設防。嫌疑人吳思材才被收押不到一天，辯護律師就拿出一份又一份文件，金錢流向與共犯結構已呼之欲出。案發至今，防火線從黃到邱，再延展到柯。案情之升高，似有跡可循，邱、黃等人當真膽大包天？還是幕後真有靠山？

尚未就任的馬總統要求日後的閣員要做到「清、慎、勤」。反觀即將卸任的官員「貪、嗔、癡」樣樣不缺，令人痛心。檢察官偵查犯罪，依法可以傳喚、拘提、搜索、扣押、羈押、監聽、限制出境。依貪汙治罪條例第十條規定，為保全貪瀆或圖利財物之追繳，必要時還可以酌量扣押其財產。檢察官的偵查手段是充分而有效的，只是有否偵辦之決心而已。

宋儒真德秀言司法之弊病，有「徇人情、任喜怒、黨親昵、畏豪雄、顧禍福、計利害」。觀當今之司法，勤懇務實公正辦案之檢察官與法官固所在多有。但弊病如故者，亦不乏其人。面對如此滔天大罪，檢察官當不負民眾期待，認真辦案，還給大家一個公平正義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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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膠濟鐵路災難，談高鐵責任

四月二十八日，大陸膠濟鐵路發生重大災難，有兩列火車發生對撞；火車車頭嚴重損毀，已經知道的傷亡人數，有70人死亡，416人輕重傷；傷亡數字還在上昇中。肇事時膠濟鐵路行車速度130公里，尚屬一般鐵路。高速鐵路行駛速率每小時高達200公里以上，最高時速可達 400 公里。世界紀錄1990年即已超過500公里。高鐵於運輸途中造成旅客傷亡或其他損害之規模，必遠大於傳統方式之公共運輸工具，故規範高鐵運輸責任等之相關法律則應更為嚴謹。
細繹台灣高鐵已正式營運，但至今未見有認何法律規範高鐵之責任制度，甚至連高鐵自身之旅客載運契約書亦不存在。高鐵至今僅有「客運營業章則」與「旅客運送實施要點」及「旅客須知」三項規範。依鐵路運送規則第94條授權由高鐵公司內部訂定後備請交通部備查，然該實施要點中未見任何有關高鐵旅客運送契約條款之約定，該實施要點自非高鐵公司與乘客間之旅客運送契約。高鐵公司僅草草於該須知最後一點：「其他涉及旅客權益而未及備載之事項，依相關法令、習慣及平等互惠與誠實信用原則公平解決之。」此種投機取巧之規範方式，將旅客權益視為無物？
大眾捷運雖不如高鐵之行車速度，但涉及賠償責任等相關事項，現行法規除「大眾捷運法」外，尚有「大眾捷運系統經營維護與安全監督實施辦法」、「大眾捷運系統行車及其他事故卹金及醫療補助費發給辦法」、「大眾捷運系統兩側禁建限建辦法」、「大眾捷運系統旅客運送責任保險提存保險金辦法」、「大眾捷運系統旅客運送責任保險條款標準」、「台北大眾捷運系統旅客運送責任保險費率標準」等相當完整的規範；相較之下，高速鐵路關於旅客責任賠償、保險等事項竟無任何相關規定，高鐵公司將高鐵乘客之生命身體安全置於不顧，且交通部既為高鐵公司之主管機關，未盡主管機關協助管理高鐵業務及監督把關之責，人民受憲法第15條保障之生存權，形同具文。責任制度未立，高鐵公司即無以憑藉計算保險費率，高鐵是否因而非法逃漏鉅額之保險費，亦應詳細瞭解。
高鐵推出自由座優惠吸引乘客後，頻頻發生自由座車廂擠爆狀況。目前高鐵自由座完全不做人數管制，行車速度超過200公里卻允許旅客全程站立撘乘，一旦發生意外災害如何了得。
據高鐵官方網站提供資料，目前載運旅客已逾2,300萬人次。竟然沒有任何法律規範高速鐵路責任，不禁令人懷疑高鐵的經營者到底與藍綠兩邊的高層，有什麼密切關係，何以任由這種要錢不要命的經營模式得到默許？

（本文作者李復甸為文大法律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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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與檢察官身分之辨

欠缺臨門一腳，眾所矚目之法官法功虧一簣上會期未能完成三讀。報載立法院開議不久，國民黨立委謝國樑就已將最後的協商版本付委，同時也有立委提出的「司法官法」，更將法官、檢察官的權利、義務訂在同一個法案中，將來可能兩案一併進行審查。
上會期法官法未過，背後主要原因之ㄧ可能便出在檢方的態度。部分檢察官不滿法官法草案中僅將檢察官準用法官之身分保障，主張應與法官並列，甚至連法案名稱也要改變，因此杯葛法官法。曾經揚言「若要讓法案通過，需要費些氣力；但要讓法案不過，卻不費吹灰之力」。果如其言，法官法受挫未過。
刑事訴訟法採當事人進行主義，一由檢察官與被告互為攻防。法諺有云「法院是沉默的。」法院除判決外，不另發表意見。法官同時在法庭上也極少主動提問。法官除維持法庭之秩序，完全居於「聽訟」之超然地位。檢察官為國家之代理人，居於擿奸發伏之地位，而與被告對立。法官之職守既在聽訟，當不可越廚代庖與檢察官聯手懲治不法。雖然同為法律人，但因角色不同任務各異，法官不宜與檢察官歸為同一族類。司法院之法官更不宜與行政院法務部底下的檢察官，一齊由法務部作職前訓練。
檢察官身分受憲法保障與法官同，吾人並無異見。但不著想於檢察官法之單獨立法，以求規範保障，卻要將檢察官與法官混稱司法官，極為不妥。
在上會期中，包括法官法、刑事訴訟法等牽涉人權保障與司法改革數法案均未完成立法。本會期立法院法制與司法委員會中，諳習法律之委員已無一人。立法院一黨獨大，但委員卻相對餒弱。誠懇呼籲立法諸公，審慎聽取各方意見，莫為個別利益隱藏於文字背後而不見，更切盼莫昧於流俗或受制於民粹，而不敢堅持真理。
（本文作者李復甸為文大法律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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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人權，不容打折

保障人權，不容打折

近日因毆媳案，嘉義縣東石鄉東石村村民懷疑警方偏袒，二百餘村民三度包圍東石分駐所；稻江學院總務長酒駕撞死兩名女學生，在中時記者契而不舍的追查下，案情升高，牽扯監所主管與調查人員。

檢察官偵訊及警調人員之詢問，現行法律並未規定應全程錄音，故常造成偵訊筆錄內容與真實內容出入，甚至有對被告或證人行威脅利誘之狀況。檢警調在偵訊階段，全程首尾聯貫之錄音，將對被告人權有重大的保障。除全程錄音並製作筆錄外，在審判期間辯護人得經法院許可，取得偵查期間錄音之複本，作為審判程序中重要之物證。如此將杜絕檢察官、警察及調查局之不當訊問及錯誤記載偵訊內容之狀況。如何客觀存留證據，證明檢警單位依法偵查辦案，目的不僅在衛護人權，在標誌司法之公正客觀，也在保護辦案人員。

在前屆立法委員任內，筆者曾提出刑事訴訟法之修正案，主張偵查訊問全程錄音、律師無障礙接見被告，辯護人得蒐求證據為被告辯護、法官公平客觀居中聽訟，落實當事人進行主義。此一法案，人權協會、民間司改會與律師公會均表支持，且主動協助，多方奔走促成。司法院亦表示不反對司法之進步與人權之保障。但在刑事警察局與檢察司少數年輕檢察官反對下，說服民進黨杯葛，使得此一衛護人權、改革司法的重要法案功虧一簣。

保障人權、落實司法改革，不容打折，更是不分藍綠應共同努力的。站在保障人權之角度，司法制度的完善，需要所有法律人一起來推動，法律人非但需要正義感，還需要正義的行動。共同促進司法革新，勿以少數行政單位抗阻，延擱了司法改革。「作對的事，把事作對」。若是檢警調單位能接受偵查錄音等作法，自當昭信與民，日前的群眾聚集與不當之訊問，自然納入正軌，不必成為社會矚目的事件了。

（本文作者李復甸為文大法律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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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失的謝長廷律師

十幾年前，耶鲁大學法學院長柯隆曼（Anthony T. Kronman）發表了一本批判法律界的重要著作「迷失的法律人」（The Lost Lawyer）。細述法律人心靈的迷失是重大的危機。原先自詡為法律政治家（the lawyer-statesman）的法律人拋棄了理想與堅持，把法律變成了成為工具。法律人在作成任何一個判斷時，應以社會國家為己任，價值觀永遠超越機巧能力而奉獻公義。兩個世紀以來，法律人的熱情與忠實的實踐理想，形成了法律界獨有而令人崇敬的特質。但是在最近的十年內，美國法律人這種理想崩解了。法律政治家原先堅持的道德心已淪於妥協而消亡。
捧讀柯隆曼教授針砭美國法律人的巨著，卻像在諷刺時下的台北。一群曾經高舉公理與正義大旗的法律人，憾動了國民黨長久的威權政治。但一批民進黨籍的律師浸淫於臭氣熏天的「豬肉桶」八年之後，利用法律人的冷冽的理性，操弄法律；用律師凌厲便給的口舌，矇騙民眾。法律人的理想與熱情早已斲傷罄盡。
上週三爲了查明第一金控是否僅將房舍ㄧ至三樓出租於謝長廷總部，費鴻泰等國民黨籍四名立法委員前往會勘該三層以外的樓層是否私下提供謝長廷使用。費鴻泰等之行為固然有些莽撞，但是終究在執行立法委員職務。更重要的是，財政部長與第一金控總經理均隨同前往。既然房屋主人引導在前，何來侵入住宅？旣非直闖長昌總部，又何來「踢館」之謂？謝長廷與蘇貞昌均為資深律師又均曾任立法委員，了解本事件全面之法律意旨，竟然誣陷費鴻泰等為現行犯。究竟所犯何法，謝陣營至今無法說明。
資治通鑑有云：「 善為國者，不欺其民。」如此的構陷誣指，不該是一個準備要升登大位候選人該有的作為。拉丁法諺有云：「天塌下來，也要顧正義。」（Fiat justitia, ruat caelum.）謝蘇兩位可敬的法律人，可以爲了勝選，欺詐誣陷無所不用其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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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視立法院若無物

鐽震到圓山 賭徒離場、擠兌籌碼

民進黨曾經自許清廉，曾大力推動過陽光法案。民國九十六年三月五日立法院修正通過了「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同月廿一日總統公布。依該法第廿條規定，修正之施行日期，將由行政院會同考試院、監察院以命令定之。但修法至今已近一年，行政院依然沒有公布施行。好笑的是，原修正案固未施行，立法院又於九十七年一月再修正第四條條文，行政院依然未公布施行。

行政院已將立法院視若無物。細繹何以行政院如此顧忌，遲不公告施行？我們發現第三條原先僅要求公職人員應於到職三個月內作財產申報。但是在新修法之第三條除了原先的要求外，更增加了「離職申報」。

原來「離職申報」的規範造成行政院遲不公告施行的原因。據法務部回復立委詢問，稱要到今年十月方能完成施行公告。公告法律施行並無窒礙難行之處，實難理解何以須經一年半方能施行。何以行政院不能在這一任總統任期屆滿前，開始施行公職人員離職財產申報，令人不解。

近日從媒體上鐽震公司、華揚史威靈等政府投資案件大量曝光。日昨又有圓山大飯店公司籌劃成立，政治評論憂慮國家資產恐被挪移掏空。立法委員選舉執政黨大敗。總統大選迫近，民調顯示執政黨又敗象已顯。令人聯想到賭徒離場前擠兌籌碼的醜態。

社會大眾允許賭客擠兌詐賭所得，大搖大擺揚長而去嗎？

【聯合報╱李復甸／文大法律所教授（台北市)】 2008.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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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治跛行的立法院

單一選區兩票制原本是最接近理想的代議政制，可以將民意逼向中性與和緩，但必須有相對數量之不分區的名額來保障理想性格與專業之代表。然而在國民兩黨瘋狂地競飆民粹的氛圍下，粗暴地議席減半，又僅用極少數的不分區代表，再加上半數不分區必須是女性的特異規範，造成第七屆立法委員的嚴重跛行。
怪異的選制加上詭譎的政治情勢，居然選出囊括百分之七十五席次的大黨。然而整個立法委員資歷的弱化與專業不足，卻是斲傷民主機能最嚴重的惡夢。如何亡羊補牢對治跛行的立法院，該是政治人物認真構思解救的重要課題。
不分區代表占立法委員總人數二分之ㄧ，應是理想的人員結構。國民黨在掌握修憲門檻的優勢下，有無改變制度之抱負與勇氣，令人懷疑。而且，即使進行修憲也恐怕無助於第七屆跛行之改善。因此，求助於立法院襄理機制之建立，或許較為可行。立法院有兩大諮詢襄理機制。其一為立法委員與各黨團之助理；另一為立法院之法制局與預算中心。
第六屆立法委員時代之國民黨黨團人力不足，素質與敬業程度亦相對弱於民進黨團。民進黨在各委員會駐會之助理投入之時間與法案分析之能力，都較令人滿意。而國民黨之黨團助理卻比較「邐邐落落」，無非扮演連絡跑腿的角色，也不如民進黨甚至有律師資格之助理，能做較深入之分析研判。國民黨若有為國家社會多進一分心力的打算，必須大量更替強化黨團助理。國民黨應將原有之智庫立刻轉型，或是放棄原有之智庫，重行延聘一群高階之顧問進駐立院黨團。以每一委員會二至三名之顧問人力，切實投入國民黨立院黨團。一方面在第一線協助各委員會掌握問政方針與法案審查；另一方面在培植瞭解實際狀況之行政團隊，做為影子內閣之名單。
立法院之預算中心在作為上較能提出及時之輔助意見，襄助立法委員在審查預算時參考。反觀法制局卻比較令人失望，雖有五十餘人之編制，但其中甚多來自歷屆委員之引介，有研究能力者不多。法制局除了一些狀似學術論文的專題報告外，針對委員會審查中法律案之評估報告甚少。尤其未能提供委員審查法案之及時資訊，有負法制局之功能。
法制局目前人事均為公務人員，且職階甚高。鐵飯碗的保障使工作成效無從考核，人員亦無法淘汰。立法院長理應親自介入，懇切邀約專家學者加入立法顧問之行列。立法院之顧問不該是卸任立法委員之榮譽職。立法院之顧問應以聘雇學界或實務界高階研究人員為主，甚至聘請為法制局兼職之專案研究人員。必須對委員會之討論提供立即之諮詢協助，方能提升立法之品質。
不甘心國民黨仗著人多勢眾，追逐私利綁架部會；不忍見立法院淪為村里長層次的「豬肉桶議會」。毃除密室政治的黨團協商，健全立法諮詢顧問的質與量，應是對治跛行立法院的不二法門。（本文作者李復甸為文大法學院教授，第六屆立法委員）

退回總辭，隨他便？

「扁吳會」弄得與論沸騰，但是在交相指責的口水中，卻模糊了憲政議題與民主真義。基於責任政治的原理，行政院長率同各部會首長、政務委員在立委改選後第一次集會前，應向總統提出總辭，是依據憲法與大法官釋字387號解釋的規定，為一種憲政義務。

由於李登輝與民進黨交換利益的修憲，廢除了「行政院長須經立法院同意而任命之」的規定，使得總統有任意任命行政院長不受節制的機會。陳水扁在取得總統大位後，不顧民主原理與憲法規範，罔顧多數席位的立院造成朝小野大的畸形政制。然而七年半下來，民進黨肆意枉行，貪賄腐敗弊病叢生，經濟衰退民生凋敝。國民黨之所以贏得立委選舉大勝，非對國民黨之能力之肯定支持，實是對民進黨之失望唾棄。

泛藍陣營在立法院絕對多數之優勢下，民進黨之總統候選人且已經宣示當選之後將行「左右共治」，回歸憲政之正則。嚴重跛腳的陳水扁焉能無視新民意之存在，二月一日第七屆立法委員就任之後，再次任命及少數政黨之民進黨員出任行政院長?

國民黨以為勝券在握，算計以最低姿態、最保險的守勢，拖完最後半局領先的比賽；無視於民進黨意圖繼續掌握行政力量，影響總統大選。民眾熱望早日脫離狂傲無能的民進黨執政團隊，國民黨卻也置若罔聞。

假如「扁吳會」研商如何按民意趨歸，安排泛藍人事出任行政院長，本是民主憲政應該行進的大道。若陳水扁原本希望新任閣揆能與國民黨協商後產生，因國民黨拒絕而未能達成協議，亦應公開透明向民眾知曉。國民黨為何拒絕，拒絕後對憲政體制之看法均應對社會有所回應。

最近的的消息，陳水扁有意退回張俊雄等人總辭。然而國民黨的回覆竟是：「隨他便？」藍綠兩邊滿腦袋只有權勢與官位，非但不在乎憲政體制，甚至不在乎讓老百姓多受四個月的折磨。藍綠兩邊都不負責任，讓選民對這種政黨還有什麼期待？

揮別警察國家的若干刑事訴訟改革 李復甸委員提案受輿論重視

中國時報 2007.10.20　
揮別警察國家的若干刑事訴訟改革
中時社論

　立法院日前一讀通過兩項刑事訴訟法重要修正提案，進入委員會審查。由於此兩案關係刑事訴訟法的進一步改革，不僅由朝野立委聯袂提出，也與司法院的政策理念一致，而且受到民間司法改革團體的重視與支持，值得加以關切。如果能夠在本次會期之中順利完成立法，將是本屆立法院超越藍綠壁壘最足以告慰國人的代表之作。

　這兩項立法修正案，一言以蔽之，是刑事訴訟法制能否揮別警察國家質問制度的遺害。第一項提案將質問的基礎，由法院主動調查證據的「職權進行」，從原則改為例外，而由檢辯雙方擔任攻防主角的「當事人進行」加以取代。此雖只是一字之差，也就是將法院「應」依職權調查證據改為「得」以職權調查，卻是法官從此真正進入中立「聽訟」位置，不再因有先入為主而喪失審判公正位置的分水嶺。司法院推動刑事訴訟法朝向「當事人進行制」移動已有數年，此次修正完成，才能算是修成正果，過去幾年的努力，也才會功不唐捐。

　第二項修法提案，共有四項內容，也是由朝野立委共同提出。其中第一點是要建立無障礙的接見空間，確立辯護權的實質內容。由於近來監所實務大開法治倒車，被告會見律師竟一概予以監聽，走回警察國家的老路，此次修法提案要求非經法院核准，監所中律師接見權利不受任何干預，可謂適時。由法律明定辯護律師訪談證人之正當辯護權能，排除警察國家將律師與證人交談一概視為串證的落伍思想，也可調整長期以來刑事司法程序嚴重失衡的狀態。

　另一項修法重點，則是樹立刑事訴訟筆錄製作應由書記官獨立為之的原則，消除人為操縱筆錄的弊端，這也是至為關鍵的改革。日前紅衫軍案刑事審判開庭，台北地方法院合議庭即採取一項近年經最高法院判決的見解，以被告與證人並無驗證筆錄正確性的義務，接受被告不在筆錄上簽名是一種權利，在筆錄上簽名也不是義務；於是該案中施明德等一干被告均不需要在審判筆錄上簽名，這等於確立筆錄正確性責任歸屬已不在被告身上。其實，施明德等紅衫軍被告不必在筆錄上簽名，絕不該是例外或特權，任何公民都享有不在筆錄上簽字驗證筆錄正確性的基本人權，這就是落實被告可以保持緘默、不證己罪的基本原則。刑事訴訟法配合修正，正當其時。

　同樣重要修法重點，則是將檢察官的「訊問」改為「詢問」的提案。雖然也是一字之差，卻也是告別警察國家糾問心態的表徵。現在進入法庭審判，被告已由站改坐，審判的法官也皆褪去威權問案的色彩，何況是立於原告地位的檢察官，哪裡還有強勢拉高姿態「訊問」告訴人或嫌疑人的餘地？一字改動，足令有司根本調整偵查場所設施的布置，檢方擔任偵查主體，應該以科學態度、以證據說理令罪犯俯首無言，而不是憑威嚇、高壓等威權手段逼供。倡導人權立國政策的執政者，如果不能讓執法人員接受正確的法治觀念執法，甚或蓄意阻擋相關的修法努力，那就坐實了口是心非，人權只是騙人口號的指控。

　最後一項修法提案，其實也該為法務部所樂見。這或許可以「劉承武條款」稱之。過去檢方不在送達文書上簽名，以達到不法拖延法定上訴不變期間的積弊，因劉承武檢察官受到法務部的處分而引起注意。最高法院在實務上勇於破除部分檢方人員的陋習，值得肯定，現在立法院中修法提案更明文規定對於檢方的送達，以對檢察署為之，釜底抽薪，更是從司法實踐中汲取智慧改善制度的絕佳例證，沒有反對的理由。

　立法院的兩項提案，或許可以證明司法改革的持續，不因司法領導易人而改弦易轍，也讓司法審判實務走上了正確的方向，例如筆錄不需被告簽名、檢察官拖延簽收送達文書不為法院接受等，均引起了立法院內的共鳴，成為進一步破除刑事訴訟中警察國家威權作風的契機，也才能遏阻任何開司法倒車的作為。寄語立法院，在即將到來的選舉季節中，留下一道令人稱道的刑事訴訟立法標竿，將是足為後人肯定的一樁功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