揮別警察國家的若干刑事訴訟改革 李復甸委員提案受輿論重視

中國時報 2007.10.20　
揮別警察國家的若干刑事訴訟改革
中時社論

　立法院日前一讀通過兩項刑事訴訟法重要修正提案，進入委員會審查。由於此兩案關係刑事訴訟法的進一步改革，不僅由朝野立委聯袂提出，也與司法院的政策理念一致，而且受到民間司法改革團體的重視與支持，值得加以關切。如果能夠在本次會期之中順利完成立法，將是本屆立法院超越藍綠壁壘最足以告慰國人的代表之作。

　這兩項立法修正案，一言以蔽之，是刑事訴訟法制能否揮別警察國家質問制度的遺害。第一項提案將質問的基礎，由法院主動調查證據的「職權進行」，從原則改為例外，而由檢辯雙方擔任攻防主角的「當事人進行」加以取代。此雖只是一字之差，也就是將法院「應」依職權調查證據改為「得」以職權調查，卻是法官從此真正進入中立「聽訟」位置，不再因有先入為主而喪失審判公正位置的分水嶺。司法院推動刑事訴訟法朝向「當事人進行制」移動已有數年，此次修正完成，才能算是修成正果，過去幾年的努力，也才會功不唐捐。

　第二項修法提案，共有四項內容，也是由朝野立委共同提出。其中第一點是要建立無障礙的接見空間，確立辯護權的實質內容。由於近來監所實務大開法治倒車，被告會見律師竟一概予以監聽，走回警察國家的老路，此次修法提案要求非經法院核准，監所中律師接見權利不受任何干預，可謂適時。由法律明定辯護律師訪談證人之正當辯護權能，排除警察國家將律師與證人交談一概視為串證的落伍思想，也可調整長期以來刑事司法程序嚴重失衡的狀態。

　另一項修法重點，則是樹立刑事訴訟筆錄製作應由書記官獨立為之的原則，消除人為操縱筆錄的弊端，這也是至為關鍵的改革。日前紅衫軍案刑事審判開庭，台北地方法院合議庭即採取一項近年經最高法院判決的見解，以被告與證人並無驗證筆錄正確性的義務，接受被告不在筆錄上簽名是一種權利，在筆錄上簽名也不是義務；於是該案中施明德等一干被告均不需要在審判筆錄上簽名，這等於確立筆錄正確性責任歸屬已不在被告身上。其實，施明德等紅衫軍被告不必在筆錄上簽名，絕不該是例外或特權，任何公民都享有不在筆錄上簽字驗證筆錄正確性的基本人權，這就是落實被告可以保持緘默、不證己罪的基本原則。刑事訴訟法配合修正，正當其時。

　同樣重要修法重點，則是將檢察官的「訊問」改為「詢問」的提案。雖然也是一字之差，卻也是告別警察國家糾問心態的表徵。現在進入法庭審判，被告已由站改坐，審判的法官也皆褪去威權問案的色彩，何況是立於原告地位的檢察官，哪裡還有強勢拉高姿態「訊問」告訴人或嫌疑人的餘地？一字改動，足令有司根本調整偵查場所設施的布置，檢方擔任偵查主體，應該以科學態度、以證據說理令罪犯俯首無言，而不是憑威嚇、高壓等威權手段逼供。倡導人權立國政策的執政者，如果不能讓執法人員接受正確的法治觀念執法，甚或蓄意阻擋相關的修法努力，那就坐實了口是心非，人權只是騙人口號的指控。

　最後一項修法提案，其實也該為法務部所樂見。這或許可以「劉承武條款」稱之。過去檢方不在送達文書上簽名，以達到不法拖延法定上訴不變期間的積弊，因劉承武檢察官受到法務部的處分而引起注意。最高法院在實務上勇於破除部分檢方人員的陋習，值得肯定，現在立法院中修法提案更明文規定對於檢方的送達，以對檢察署為之，釜底抽薪，更是從司法實踐中汲取智慧改善制度的絕佳例證，沒有反對的理由。

　立法院的兩項提案，或許可以證明司法改革的持續，不因司法領導易人而改弦易轍，也讓司法審判實務走上了正確的方向，例如筆錄不需被告簽名、檢察官拖延簽收送達文書不為法院接受等，均引起了立法院內的共鳴，成為進一步破除刑事訴訟中警察國家威權作風的契機，也才能遏阻任何開司法倒車的作為。寄語立法院，在即將到來的選舉季節中，留下一道令人稱道的刑事訴訟立法標竿，將是足為後人肯定的一樁功德！